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逐步从高峰期转入控制期。稳定防控成果和有序复工复产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外移的现象，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研究员周景彤在与金融时报记者的专访中提出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建议。他强调，在后疫情时期，政策重点应逐步转移到深化改革上来，进一步激发增长潜力。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同时，加快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此外，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开放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性开放。

《金融时报》记者：3月初，美联储罕见地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按照美联储的解释，这次闪电降息目的是提振经济，以遏制不断蔓延的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市场认为，海外将迎来新一轮“大放水”。事实上，在国内，也存在支持强刺激以更快恢复我国经济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周景彤：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认为，不应采取大规模刺激、大水漫灌的方式，总体上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战略定力，调控范围主要限定在“精准救助”范围内，分阶段性、有针对性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若是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的短期暂时性波动，将会给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换带来更大问题。下一步，财政政策应根据受疫情影响轻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加大结构性减税降费的力度，同时财政资金拨付、地方债券发行等工作可以提前和加快实施。货币政策应引导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针对特定地区和行业，加大信贷倾斜和支持力度。从中长期来看，宏观政策应继续以改革来促发展，通过继续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税制改革、深化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等稳定潜在增长率水平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您认为应当如何将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周景彤：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协调能力、执行能力和凝聚力，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但要更好地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首先，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更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加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更能体现人民群众意愿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断推动中国制度守正创新，以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接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机遇和挑战。

其次，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把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和培养公民意识贯穿于我国国家治理的全部活动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根本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离不开人们公民意识的提升。

最后，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代制度体系中，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诉求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完善的协调均衡和统筹整合机制。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兼顾公平与效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汇聚更加广泛的力量、资源和智慧。

《金融时报》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以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报复性的反弹，比如消费。但也有些需求是补不回来的。您认为应该出台哪些可以释放潜能的改革措施？

周景彤：在后疫情时期，政策重点应逐步转移到深化改革上来，进一步激发增长潜力。

第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减少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利用竞争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为非公经济提供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第二，加快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引导全社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大研究和试验税收抵免的力度，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健全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搭建科技创新信息平台，为创新转化为产业活动创造条件，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机制的融合发展。

第三，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开放的同时积极推动制度性开放。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外贸市场。在竞争中性和规则公平的基础上为外商、外贸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推动我国在外资外贸领域培育综合竞争新优势。统筹安排国内国际两套规则，既要让国内规则吸纳国际规则中的合理成分，又要让国际规则的发展步伐与国内规则的改革进程相协调。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显露出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您认为在疫情过后，应当如何补齐中小企业容易陷入生存困境这一短板？

周景彤：补齐中小企业短板的关键在于多措并举缓解融资问题。

首先，应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自2020年3月1日起，存量贷款定价基准将转换成LPR加点，未来LPR对贷款定价的引导作用将明显增强，这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

其次，建立“敢贷、愿贷和能贷”的长效机制。一方面，监管部门进一步落实差异化监管政策，简化核销程序，扩大商业银行自主核销权，适当扩大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机制、尽职免责和纠错容错机制，打消一线人员的顾虑，激发其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

再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提高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最后，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加快构建多渠道共享的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中小微企业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纳税缴费、环保法务等非金融信息。结合不同地区特点，对基层担保机构实行差异化考核管理。支持小微企业等普惠业务的考核应作为重点之一，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强担保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健全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根据担保机构的小微企业等普惠业务占比情况，给予相应的代偿补偿，切实降低基层担保机构的费率。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倒逼出一些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商业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周景彤：疫情之下，不少企业采取远程办公以避免更大损失。但目前来看，远程办公更多的是当下企业应对疫情的权宜之计，这种工作模式在我国还没有大范围、常规化实行的基础。当前的远程办公技术和模式，较之于面对面办公，仍暴露出许多缺点。例如，团队内部精细化沟通花费更多时间、工作效率保障较差、工作标准化程度有所降低等。未来，随着远程办公技术不断成熟、企业远程管理不断完善，不同行业可根据自身特点，逐步推进远程办公常态化。例如，设计师、程序员、科研工作者等从事创作性工作的人员，可先行尝试推广远程办公，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减少环境污染等。

相比较而言，疫情助推之下的新零售商业模式更容易在未来成为趋势。无人零售、生鲜电商等新零售模式在疫情之前早已萌芽。疫情加速了这些新零售模式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同时疫情催生的巨大新零售需求，为这些新零售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加速了新零售模式进化。未来，新零售模式发展有望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会影响中国国内的供应链，也会加快国际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周景彤：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确实可能推动跨国公司在海外寻找备胎供应商，以应对燃眉之急，从而对我国出口造成短期影响，但是这与实质的产业链转移有很大差别。疫情作为“黑天鹅”式的意外冲击，有发生在全球任何国家的可能性，因而绝大部分理性企业不会仅仅因为此次疫情发生在中国而将产业链转移至其他国家。从中长期看，企业是否转移产业链取决于中美经贸摩擦、生产要素成本、各国营商环境尤其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疫情只是短期次生因素，对产业链外迁的影响相对有限。

应对疫情对产业链的短期冲击，短期内建议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加快恢复出口企业产能。一方面，在加强疫情防护的同时，尽快优先恢复出口行业的生产与相关物流运输。尤其是涉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占有重要地位，且属于自动化程度高的出口行业，例如机电与电子行业等。另一方面，为增强海外客户信心，消除其对我国出口产品为“疫区国”产品的误解，可在疫情控制良好地区，通过对出口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车间、员工、物流等出口全过程、各环节进行严格消毒和检验，对达标出口企业给予“安全工厂”认证，从而加快这些出口企业产能恢复，同时增强海外客户信心。

中长期，应加快我国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攀升、加速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梯度转移。第一，抓住此次疫情倒逼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契机，加快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出口企业生产中更大范围、更常态化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我国向全球产业链更高端攀升，也有助于防范未来出现类似疫情风险。第二，加大力度支持高技术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方面，采取更优惠措施吸引全球顶级高科技公司来华设厂，带动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及培养高端产业群。例如，特斯拉在中国投资设厂后，有效带动我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强高科技领域研发投入，支持更多类似华为等高技术企业走向海外，加快我国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延伸，以此来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加大力度鼓励东部产业更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基础交通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方面持续改进，大多已经具备了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缓解产业外迁压力、保持我国世界工厂地位，还能够更好地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把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拓展，减小我国对外贸易集中度，降低风险。

 (来源: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贾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