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能、新拓展

“一带一路”布局的原则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在中国周边国家、延伸大陆带及海域依次进行战略布局，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建设将带动中国西部开发以及中亚内陆国家的开发，传承和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开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范式，持续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

（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缓慢

近年亚洲区域合作出现了不稳定和停滞状态。过去亚太区域一体化以美国为主导，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企图把中国排除在外，亚太一体化进程因不能满足各方需求而困难重重，例如，中日韩自贸区和东盟“10+3”的进程基本停滞，RCEP谈判一波三折，美国退出TPP后又抛出印太战略，整个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不断出现干扰因素甚至中断，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合作体系出现了无序性。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逐步由以欧美日主导，演变为北美、西欧和东亚三足鼎立。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四小龙”开始通过向东盟国家投资来转移制造业，并构建产业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速，美国、日本和“四小龙”的投资纷纷涌入，中国逐渐形成东亚的制造加工中心和出口基地。美国制造业在向外转移过程中，国际资本由北美向东亚流动，产业也随资本扩散，其消费品需求逐渐转变为主要由东亚市场供给，亚太形成了新的产业梯度，形成了从生产链到消费链的完整网络（张蕴岭，2017）。中国通过参与亚太生产网络，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国际生产秩序的程度不断加深，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长为外汇储备大国，经济迅速崛起，影响力迅速上升。在这个阶段，中国主要通过参与和构建亚太区域生产网络，来参与构建亚太区域治理秩序，但这个生产网络是为美国提供消费品服务的，事实上仍然是美国主导的治理秩序，而中国则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的过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元不断贬值，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却在不断崛起，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并面临深刻调整，国际秩序进入转型关键期。为应对美元贬值也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推动，中国2009年开始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5年对外投资超过外资流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而此时由于经济正处于转折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对外开放也面临新的转折，资本净输出带动产业对外转移的新格局也开始出现，“一带一路”设想在此背景下提出，连接亚欧非大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一带一路”愿景图开始勾勒和显现。

（二）“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力

“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外统筹发展战略的创新，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战略布局，表明中国的开放模式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模式均出现转型，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作为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新理念下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通过运用经济优势构建周边地区秩序，是中国区域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应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原则，利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发挥引导和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周边、亚洲及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沿线有64个国家和44亿人口，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中国利用产业、资本及基建优势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其旺盛需求进行产业对接，在基础设施、产业、能源、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与周边国家展开了全面合作，并通过丝路基金为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世界各国也可以投资入股亚投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推动了整个亚太区域（包含过去一些处于边缘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例如，过去中亚、西亚只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道，现在通过“一带一路”成为投资热点，与亚洲地区一起进入了共同发展阶段。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加强，中拉合作论坛2015年设立，成为中拉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的合作平台，这是对“一带一路”的有益补充，智利、秘鲁等这些既属于亚太又属于拉美的亚太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两个平台对接参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美、日、韩等国虽然不在“一带一路”路线内，但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经贸往来密切，也会间接受益，亚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连结将惠及其经贸及投资活动的开展。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适时推出，切实推动了亚太部分区域的互联互通，在沿线国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将形成欧亚大市场，其开放性决定了亚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和亚太国家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不但是亚洲经济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战略存在较大重合，开启了中国的亚洲世纪，形成了欧亚大陆及全球发展的新态势。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合作各具特色又有融合发展

经过40年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更加注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发展（龙永图，2016）。无论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还是主导“一带一路”建设都是以开放促进发展，从目前看“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区域合作各有特点，“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为重点，亚太区域合作则更多以自贸区为合作起点。“一带一路”构想的是一个以中国为主轴的生产和消费的大网络，亚太区域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两端的生产网络和消费网络。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提出者和主导者，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则是主要参与者。

（一）“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区域合作构建不同的贸易网络

亚太区域合作主要靠两个轮子驱动，即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由此形成了亚太区域的生产和消费网络，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互补性强，其合作潜力远未释放，因而合作前景广阔。在这个网络里，中国过去通过利用外来投资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发挥加工贸易优势，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亚太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吸收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过程中，迅速地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把经济互补性化成强大推动力，推动亚太区域全产业链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利益交汇性不断增强。谁控制了最终消费品市场，谁就可以调整或转移中间市场，进而改变本国市场需求，控制下游产品供应市场，而东亚地区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份额，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占24%、11%和7%。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区域内贸易快速增长，作为区域内重要贸易国，中国的区域内贸易通过“三来一补”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口，在国内加工成制成品然后出口美欧市场，这种加工贸易方式使中国处于整个生产网络的中间环节，也带动了在最终消费品市场的份额上升，但是国内大量的产能过剩仍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短期内无法改变现有的亚太生产网络结构。

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一个新的网络，通过对沿线区域大量投资形成多条产业链，希望最终形成生产和消费的综合网络，并主导生产和消费网络，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产业转移的同时，将最终形成周边国家的最终消费品市场，将更多经济实力转化为地区影响力，来打造亚洲内陆的生产网络和消费网络。这样，既能照顾到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意识地形成周边国家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也可以更多地消化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刘翔峰，2015）。可见“一带一路”网络与亚太区域合作网络是相互依托、相互补充的，既有重合又有不同，能够共同推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对沿线国的重大项目投资来推进。“一带一路”适应了中国与沿线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需要，例如中国长期形成的过剩产能需要出路，而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承接产业的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帮助沿线区域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钢铁、建材、电力、汽车制造、家电、纺织、服装等产业，既契合中国对外产业转移的需要，又能满足各国承接产能转移的需求。我国已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多处于“一带一路”沿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自贸区战略也将继续推动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取得较快进展，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为145亿美元和144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和1686亿美元。重大项目投资主要由央企承担，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有47家央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1676个。

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重点领域：一是基建，在沿线国家建设了一大批铁路、高铁和港口项目，例如阿富汗中部迈巴公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伊朗德黑兰地铁、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改扩建工程、塔吉克斯坦的中亚第一隧道——“沙赫里斯坦”隧道、埃塞俄比亚的埃塞吉布提铁路电气化铁路、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等项目。二是能源，在沿线二十多个国家建设了60多个能源项目和油气合作项目，例如中俄、中亚、中缅的燃气输送管线，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及火电站、水电站、核电站和电网等能源项目。三是园区合作，在沿线25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投资超过185亿美元，包括与哈萨克斯坦、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经贸合作区，以及与老挝、越南等国的跨境经济区。目前，中国和白俄罗斯工业园区一期已基本完成“七通一平”，具备了全面招商引资的条件。“一带一路”构想是通过对外投资形成贸易来双向推动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借助沿线节点城市的枢纽优势和当地资源优势，强化产业优势，打造贸易优势，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刘翔峰，2015）。

（二）“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区域合作构建各自的合作模式

1.“一带一路”是带状合作

“一带一路”通过六条走廊推进区域共同发展，契合我国对外开放和结构转型的需要。“一带”是陆上合作通道，以我国西部为源头，通过中亚和西亚，终点为欧洲。我国中西部地域辽阔，占国土三分之二，因“一带”而成为对外开放新的引领者，通过开发振兴，与东部一起承担着“走出去”的使命，这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工程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一路”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合作的两条通道，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路”的终点也是通向欧洲，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将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升级，对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具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中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延续和拓展，是中国与途经国家的共同发展，追求包容共生，具有高度开放性。

2.亚太区域合作是圈状结构

亚太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不同，以自贸协定为主，是层层推进的圈状结构。亚太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多方位的自贸区建设一直在进行中。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推进区内自贸区建设（AFTA），逐步发展成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人口数亿的一个开放市场。中国加入后，这一市场由线性转变为网络连接，发展成“10+1”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东亚成为亚太地区与世界加工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世界出口的中心；美国则成为东亚最大的出口市场，随着产业转移加速，美国从东亚地区加速进口消费品，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产业分工调整与重构，形成生产和市场的新框架，产生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竞争动力。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美国2006年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2009年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国于2004年推动构建东亚自贸区（EAFTA），日本2006年牵头开展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CEPEA，10+6）的可行性研究，2011年实质性推动了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并进行了多轮谈判。APEC成员2014年就推进亚太自贸区协议（FTAAP）进程达成基本共识，提交集体战略性研究报告，但具体推动仍有很多未定因素（张蕴岭，2017）。

回顾亚太区域合作的历史就会发现，亚太区域合作是以海洋和太平洋作为连接区域，由于各国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海上运输成为各国运输商品的重要通道，因而形成了围绕贸易的产品分工格局和合作格局。这与“一带一路”以亚洲内陆为主的合作明显不同。当然，也恰恰是因此成为“一带一路”的补充，我国才能够形成海陆共济的开放格局。而因为起始点不同和历史原因，中国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而成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三、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亚太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区域合作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两个主要抓手，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太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案选择。

（一）亚太区域合作正面临秩序重构等一系列挑战

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一是国际贸易规则正在经历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国际贸易秩序也在不断重构之中。全球化没有回头路，但需要反思和纠偏（张蕴岭，2017）。全球治理主要是经济治理，二战后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核心，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维持了长期繁荣；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英国脱欧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受阻，贸易自由化的全球谈判长期胶着，某些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转向，继而通过一些临时性贸易限制措施增加贸易障碍，保护主义倾向加剧。自由贸易时代似乎在衰落，“公平贸易”时代似乎正在来临，过去以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为方向，现在正向重构“公平贸易”的市场秩序转换。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各种区域合作形式，都在对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新的挑战。“自由化主导”的开放模式正在终结，新的模式正在酝酿（张蕴岭，2017）。

随着全球治理秩序进入重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作用在弱化，其重要性在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崛起，而且在承担更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特别是中国正引领酝酿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重构新的区域经济秩序，推动新的全球治理融合机制，发掘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全球正在形成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制定治理规则的新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原有的亚太区域合作面临困境，导致亚太自贸区的推进困难重重。

（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推动亚太区域治理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工程，它的实施将重构欧亚大市场，“一带”建设涉及欧亚大陆的区域经济合作，“一路”建设涉及中国与海洋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网络的构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也是优先发展的领域，中国已向东盟、中亚等沿线国家和地区提出了互联互通的规划，计划通过铁路、港口、高速公路、能源管道、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将亚太区域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互联互通的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航空网，实现陆地、海洋、航空的互联互通，这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愿景。

“一带一路”建设突破了传统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框架，除自贸协定之外，重点加强与现有自贸组织或经贸潜力较大的国家进行磋商谈判，谈判的内容也在向环境规则、投资规则、政府采购和电子商务等新规则、新领域拓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也在与亚洲各国协商推动亚洲金融市场的相互开放，使其在规则、制度、标准等能相互对接，提升亚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通用性，持续增强亚洲地区跨境投融资的便利性。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例如通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来解决本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促进亚太区域的金融合作。中国虽然是国际金融治理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在理念、国际议价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的国际金融能力、协调组织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

亚太区域各国持续博弈，新的区域治理结构正在形成雏形，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区域治理向包容、共享和联通的方向发展，目前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都有了一系列合作举措，其中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因各方诉求基本一致，推进相对顺利；以自贸协定为目标的贸易和投资的互联互通，相关国家也积极支持；但金融及资金的互联互通难度大，还没有实质性突破。亚太地区是中国与周边各国经济利益交汇集中的重要区域，从本地区的互联互通做起，既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开放和融合，实现亚太经济的一体化。

（三）“一带一路”倡议可分层引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步骤，目的是推动亚洲及周边国家经济的共同繁荣，改变亚洲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推动亚洲经济走上一体化。从实践看，传统的自贸区建设一体化模式并不适用于内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缘上又较分散的亚洲，因此亚洲一体化的模式需要创新，互联互通模式是亚洲一体化的一条出路，它将把“一带一路”倡议转化为促进亚洲一体化的战略，进而促进亚洲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构想实施，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和贸易来建造三层产业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借助沿线节点城市的枢纽优势和当地资源优势，强化产业优势，打造贸易优势，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围绕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可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制造业产业链，包括以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中心的东亚、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以及西亚、中东欧、南欧的制造业产业链；第二层是中国连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能源产业链；第三层是中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构成的技术贸易和以金融合作为主的服务贸易产业链（刘翔峰，2015）。

“一带一路”构想在区域上也可以三步走。第一步是促进中西部的持续性开放，促进与亚洲内陆合作；第二步是形成整个亚洲区域合作；第三步则是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就现阶段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双边关系构造总体发展战略，通过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订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或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加强双边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巩固互惠互利基础，以双边关系带动构建多边生产和消费网络。而双边关系正好可以作为多边网络的一个个节点，避开现有亚太地区一体化机制和规则的长期胶着状态，将合作条件成熟的国家依次置于多边网络之中。例如，亚投行，就打破了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金融垄断状态。

（四）“一带一路”倡议为重塑亚洲经济结构提供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是一项综合性的区域合作框架，主要包括：建设交通运输通道为互联互通打下坚实基础，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种国际组织，建立各种合作与协商机制；降低或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货物贸易自由流通，促进贸易合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互联互通，通过本币结算实现区域货币流通。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周边自贸区，在各国之间消除非关税壁垒、加强技术转移，使本区域贸易环境进一步透明化，以推动亚洲区域的经济建设。中国为打造亚洲金融平台、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促进本区域的金融与货币合作进程，例如，主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使之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中国方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实际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将重新整合亚洲经济带，改变亚洲内陆国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现状，使之形成新的地缘优势。通过区域内部的产品、原材料和投资市场的相互对接，形成新的闭环系统与合作平台，形成新的功能互补与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是对环大洋经济圈模式的补充与拓展，甚至对于刚刚出现的“印太合作”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有一定程度的抵消，这对于未来的亚洲经济结构重塑深具意义。

（五）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也是一种新尝试。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有余波，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亚太地区的“集体无安全感”还在加剧，全球都面临着共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和安全备受关注。从现实看，“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改变和升级的需求，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可能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地区和世界关系和发展国际区域合作的新范式。从理论上看，“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体化理论的延伸，其内涵比经济共同体更为丰富，其实是对经济一体化中的经济共同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最终追求的是构建地区性的命运共同体。欧洲经济文化差异不大，但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尚且曲折，亚太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差别很大，因而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就更加艰难，亚太地区历史和现状都很复杂，各国忧虑重重，谈判过程中阻碍较大，由于国家众多区域广阔，在该地区构造一个高标准、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规则和标准都过高，亚太经济合作甚至不时出现了暂时停滞。而“一带一路”倡议却恰好另辟蹊径，它强调从经济伙伴关系开始，从基础设施建设等共同的实际需求出发，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倡议，也无须为共同合作设立特定的合作时间表和规则，只是从两国合作开始，渐进达成多国合作共识，况且“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排斥任何正在进行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尝试路径。

“一带一路”的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共商的核心是平等参与，亚太地区国家具有多样性，国家无论贫富、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参与，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都应公平对待，平等协商才能互利合作；共建的核心是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的核心是分享发展成果，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带动各国经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宗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丰富的内涵为未来整合亚太各种区域经济协定提供了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发展完善，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李向阳，2017），同时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创新和更为丰富的内容，积极推进了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展中国家网络。“一带一路”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形成亚太的归属感和同一性，驱动亚太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刘卫东，2017）。“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的全球化战略，彰显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是积极推动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之一。“一带一路”既是我国全面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带来新的动力，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现有途径整合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亚太地区经过数十年的合作积累，奠定了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亚太区域也形成了彼此共生的局面。未来的亚太地区应该形成共识，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来源：《世界经济导刊》2018年7期)

责任编辑:贾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