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长期人口政策的影响，与世界上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一般规律不同，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独子率高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少子老龄化。

我国的老龄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未富先老。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2037美元，而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为959美元。中国2018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人均GDP水平为9730美元，而日本老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这一水平时，人均GDP达到了2.54万美元。如下图所示。

二是城市（镇）和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空巢老人”现象。由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劳动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迁徙，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结构和集居方式，迅速向不稳定状态下的小型化转变，导致了社会长期依赖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孝道文化”心理结构松动。据山西省郭迎光等同志对某贫困村的调查，占全部老人89%的贫困老人，能得到子女赡养的只占16%。在大中城市里，老人独居的现象更比比皆是。

2018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9%。其中，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6亿，占总人口的11.9%。分别比2017年增加0.6%和0.5%。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每年增加850万人左右，预计会在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据联合国卫生组织预测，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35%。

少子老龄化的这种发展趋势，如果应对不当，对国家来讲，会引起创新动力减弱、劳动人口缺乏、储蓄率降低和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居民家庭和老年人群体来讲，社会老龄化过快带来的不适和压力则更直接，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问题正逐步由家庭问题演化为重大社会问题。

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会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发掘利用得好，即可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经济增长因素，催生出“银色经济”市场。

近年来，我国在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也正在探索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但由于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不足，加之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错配，需求与供给产生巨大差距，养老难题对社会的困扰还在不断加重。据有关机构统计，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有老人需要专门照护，而各地却缺乏较完善的医养照护服务体系，全国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口高达1500万人。由于需要投入巨量的社会资源及缺乏安全保障、服务标准、操作规范的制度设计，养老服务进社区、进家庭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我国健康条件改善引致的老年人寿命普遍延长，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在十年内全面进入老年人行列，健康养老越来越成为社会忧虑的焦点。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对青壮年夫妇需照料双方两代老人的现象，我们确实要有紧迫感，力争于十年的窗口期内，在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上抓紧做好准备，为普惠式健康养老的发展创造条件。

面对我国健康养老问题存在的制度和产品供给短板，应注重做好几件事：一是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健康养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消除限制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健康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二是健全健康养老资金保障制度，把需卧床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纳入医养照护范围，并解决好费用支付分担渠道问题。三是吸引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健康养老服务领域，围绕老人在保健、美容、教育、旅游、文化、金融服务、康辅设备、医药品、智能护理、亲情关怀等方面产生的活跃消费，提供有效供给，促进相关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四是加强护理等人才的教育培训并带动就业结构的调整，使照护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五是把健康养老问题锲入城乡规划，推进城市和社区的适老型改造。六是激发老年人的社会活力，使老年人为社会服务、为家庭和自己的幸福所作的努力更有价值。七是探讨建立适合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健康养老模式，打通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后一道门。

解决养老难题、补上供给短板，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同时发力。自2016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统筹协调和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等“三个转变”以来，国家施策的方向和重点非常明确，养老工作已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但目前仍有三个“堵点”需要予以破解：

第一，要有更为明晰的顶层设计。

由于我国养老需求的集中爆发，人们对如何解决这一需求给出了不同方案。参照一些国际上的范例，各地纷纷规划和建起医疗城和康养、心灵颐养、健康休疗等特色小镇，各种养老地产也风起云涌。

发展这些以增加供给和刺激消费为目的的健康养老服务无可厚非，它毕竟推动了健康养老产品和业态的多样化，使老年人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了选择性和体验空间。但由于养老所内含的部分公益性特征及老年人对社会保障和亲情的依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自己常年工作和居住地的养老，才是大多数老年人方便、适宜和稳定的常态化选择。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提出在支持养老机构和多功能托幼机构发展的同时，政府要支持发展“就近可及、普惠公平、安全可靠”的社区养老托幼服务的重要理念，这是政府对接市场需求、引导社会供给做出的理性安排。按照这一判断，政府应与市场合作，尽快搭建起有利于养老服务业健康、普惠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监管等服务保障体系。

第二，要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化医养照护体系。

低龄健康老人的养老问题，关键在于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发掘其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以享受美好人生的内在动力与潜力，使其能继续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

政府要做的是如何继续为他们提供机会，引导市场尽力去满足他们的文化与物质消费需求。但养老的难点主要在于那些需要边医疗边休养的慢性病老年患者，以及高龄和失能、半失能等需要照护的人群。这一问题不妥善解决，除了会使老年人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外，还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很大负担与拖累。

关于医养结合问题，目前国内的政策体系和业务模式正在逐步完善，但在医养照护方面还存在资金、人才等“卡脖子”问题。照护，可分为医疗照护、康复照护和日常照护。前两种照护，其工作场景主要是在医疗和康复机构，但遗憾的是，目前因种种原因，一些医疗和康复机构的照护服务及费用，还无法纳入医疗康复服务及医保支付范围。这就是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人住院、全家不安的重要原因。

日本在2000年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度，所作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于2016年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并已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待成熟后全国推开。这一制度的难点，在于如何形成以政府资助、个人适当缴费和社会互助共济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机制。目前试点城市所采取的方式有财政划拨、医保资金结余划转等，力争在不增加或少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长期护理险资金筹措问题。

同时，还应与之配合，建立专业化老年人服务失能等级评估机构，使长期护理保险资金能有效合理使用。要改变长期从事照护工作人员临时雇佣、收入不稳定、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实行护理人员专业培养和职业准入制度，使其能在职业化中获得应有的尊严。另外，对低龄健康老人从事照护工作应实行“积分制”（又称“时间银行”），以鼓励其为自己及家人将来获得应有的照护服务而工作。

第三，建立起“互联网+社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

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养老市场，建立更多能提供优质服务的专业化养老机构，是解决养老难点的重要选项。

一些以住房换养老房、以“众筹”和“候鸟式”模式养老的探索也很有意义。但这些办法仍施难以满足庞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中国家庭文化伦理传统，也使选择这些方式的老龄人口占比不高。据有关机构调查，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约占老龄人口的85%以上。

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在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着力依托社区，打造“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将平台与老人家庭的智能终端呼叫系统相连接，提供菜单式、应急式养老服务，这种探索很有意义。它引出的一个重要话题，如何使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这两种模式打通，否则其单独运行都有一些绕不过去的障碍。

这里的关键是让社区平台的服务资源能够顺畅地进入家庭，这就要妥善处理好入户后的安全问题、隐私问题、服务质量的评价问题等。日本在推行介护制度时，尝试将家务助理员（保姆）、家访护士或介护士、社区医生组成一个居家介护团队，对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健康及精神慰藉支援开展无障碍的入户服务。这种模式值得重视，因为它以信任信用作保证，打开了社会资源进入家庭的那扇门。

我们正处于新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科技的发展正在突破我们认知上的局限。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为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利用拓展了广阔空间，线上线下的结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服务不可及的障碍，使上述所说的不少难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予以解决。

社区，是由社会连接家庭的重要通道，也是政府实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以互联网+社区的模式为社区老人提供包括健康、医疗、康复、照护、家政、精神慰藉及其他各种服务，并实现品牌化、连锁化、专业化运营，即可使各种优质服务资源进入家庭，又可提高各种服务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其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亦可使各种专注于养老服务的企业赢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我国在支持跨境电商发展时，在国际贸易中首创了一种被称为B2B2C的监管模式。这里第一个B表示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第二个B即是物流、信息流所到达的配送节点（也被物流商称为小“B”）,而C则是广大的具体的消费者。这一模式的重要创新点是在第2个“B”的平台上，利用信息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原理，由政府机构对其实行严格的质量和安全监管。这一经验可用于社区和居家养老。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贾雨鑫